人民检察院追查和检控民事审判中的违法行为，可以维护和促进公正审判，而公正审判则标志着国家法律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得到了正确实施，标志着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得到了保护。

[4]有学者认为，上一层次的规划涉及的范围大，其控制力要大于下一层次的规划。1．整合原则所谓整合原则，就是指上位规划指导下位规划的制定，上位规划统辖下位规划，下位规划不得违反上位规划。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八点规定，编制规划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例如，在城市规划的制定方面，《城乡规划法》规定了分级审批的制度，[14]省级及省级以下人民政府编制城乡规划均需上级或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审批制度是防止规划间发生垂直冲突的事前调整的制度。（二）规划垂直冲突的调整机制鉴于有可能出现1＋1＜2的情形，但也有可能出现1＋1＞2的情形，所以一者要落实两大原则，二者要在整合原则与逆流原则之间进行权衡。《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第15条第2款规定：对于政府有关部门和军事机关提出意见的采纳结果，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划报送审批材料的专题组成部分。

但国人似已对计划一词感情淡泊、甚至不乏深恶痛绝者。《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第15条规定，在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中，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组织下，充分吸取政府有关部门和军事机关的意见。在这方面，我国最近十多年来有不少教训，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各级领导机构往往只在涉及宪法修改、宪法实施、法律制定、法律实施的时候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而在规划和具体实施社会管理的时候，又往往在较大程度上脱离宪法和法律的框架。

中国语境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应是合理厘定他治与自治的空间关系。如上所述，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必然涉及宪法确立的基本管理体制，亦必须在宪法的统领下展开。国务院作为行政机构，应当领导全国各级人民政府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等等，人民法院各为审判机关，应当依法行使审判权，裁断各类纠纷，包括民事、刑事、行政等方面的争议，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监督各社会主体遵守法律。当下中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在中国法秩序下展开和推进，必须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纳入宪法的框架，扎扎实实地落实宪法确立的社会管理体制。

以宪法和法律限定公共权力的法治形式，是实质法治，于内含有立宪主义的精神和原则，于外要求明确立法界定公共权力的边界，限定公共权力的行使。不过，若国家权力过弱，秩序便不存在，若国家权力过盛，公民自治便沦为空谈。

我国缺乏自主社会组织或市民社会，即使有少数这类介于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组织，它们也没有应有的法律地位。高锴：《关于党的领导：1982年宪法的重要修正》，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因此，当下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实为法治层面的拨乱反正，甚至需要矫枉过正。最早的一篇研究始于1978年，2011和2012年的研究成井喷之势，分别为9291篇和5709篇。

若只强调消极意义的守法，便会忽视公共权力限制的问题，宪法和法律最终可能沦为政治的工具。首先，现行宪法在序言中明令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杜钢建：《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治本之道》，载《湖湘论坛》2011年第6期。同时，厉行法治、尊重和保障人权也要求保障言论出版、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

英国宪法是英国人民致力于解放寡头政治 、消解王权统治的过程中实现的，一个个的特许状、自由大宪章及其确认书、权利请愿书以及权利法案，正是英国宪法成长的足迹，而这每一段对宪政建设意义非凡的历史，又都是以公权力问题为主题而展开的。因此，这种社会管理体制面临的一个基本追问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应当扮演何种角色？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上述国家机关的职权与职责，在以治国理政为实际内容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不提及乃至不适当肯定这些机关的地位显然与宪法不符合。

[16] 参见［美］John A·豪古德著，龙大均译:《现代宪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第2页。参见蔡定剑著:《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这一规定的特点是强调公民、机关和公务员的消极守法义务。立宪实践显示，各国宪法的内容虽各有不同，有的没有序言，有的对总纲不作系统规定，甚至在有些国家的宪法中公民权利的内容也未独立成章，但各国宪法均以解决管治机构的设置和管治权的配置与限制问题为核心，对国家机构的构成，各种国家机关的组织、职权和活动程序不作系统规定的宪法还没有。[18] 参见［英］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0页。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我们认为，社会管理实指管理社会，或者指政府管理社会，或者指公民自我管理，前者为他治，后者为自治。有论者不无睿智地指出：宪法是公民社会的民法典，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宪法典。

于执政党而言，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要求执政党依法执政，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在总纲中确立人民主权原则的同时，我国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第二条），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产生同级其他国家，其他国家机关对同级人大负责，受其监督（第三条），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五十七条），行使国家立法权（第五十八条）和其他最高国家权力（第六十二条），地方各级人大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地方国家权力（第九十六条）。

社会管理创新涉及政府管治和社会自治的范围、方式和程序的调整，必须以合宪合法的方式进行。二、应以宪法确定政府管理社会的权限宪法国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是人权得以实现的三大支柱。

任何国家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均应在宪法的框架下展开，宪政便是当代国家社会管理的实践形态。[2] 参见李步云：《科学发展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在第五届东北法治论坛上的主题报告》，载《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6期。

造成当今社会管理体制脱离现行宪法框架的原因很多。借用K·罗文斯坦存在论式的宪法分类理论，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宪法问题的本质。美国宪法本身是一个反抗中的民族在迫切需要的困境中硬给逼出来的 ，这个民族所反抗的正是宗主国无节制的专断权力。政府效率低下，对民意回应性极差，等等。

具体而言，于国家机关而言，全国人大等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均应以宪法为最高法律规范，各行职责，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保证宪法和法律得到遵守和执行。参见周永康：《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载《求是杂志》2011年第9期。

其后的宪法史，也可以用这一主题来书写。从宪法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入手，着重实证分析的上述宪法分类，揭示了宪法中的核心因子是公权力，宪法问题就是权力规制问题，宪法恰是驯服公权力的工具。

而所谓宪法的实施，便是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团体、政党、社会组织和个人都依宪法和法律办法，维护宪法的权威。美国宪政史极为明显地揭示了宪法为解决宪法问题而存在这一命题：独立革命摧毁了英国议会的专断统治，但《邦联条例》却未能如期的建立一个北美十三殖民地所需要的公权力，这最后是由美国现行宪法来解决的，并在南北战争后得到强化。

我国宪法并不例外，亦全面系统地构建了国家管治系统。这一原则是权力法定，它订明政府管理社会的权力必须源于宪法的设定，凡宪法未明确授予政府的管理权限，政府不得行使。就此而言，名义宪法是一部不能规制公权力的宪法。另一部分是由个人结合而成的各种社会组织自主支配的空间，更确切地说应该叫做自治空间。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行使国家审判权（第一百二十三条）。[6] 参见胡锦光：《社会管理创新不能游离于法律框架之外》，载《人民论坛》2011年第8期。

法学视角的研究为903篇。现实政治生活中，公共权力和政治组织常有冲破宪法界限的冲动和举动，宪法至上意味着政治生活依宪法规范展开。

[24] 令人惊咤的是，有学者竟然鼓吹中国宪政模式。[20] 此为范进学教授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